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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廉州海上交通和贸易一度兴衰(中)    

来源:北海日报 作者:李致俭 时间:2013-06-19 浏览:
     康熙九年(1670年),廉州府再次“招民垦荒”,“令其各归故业”,积极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。结果,“归来者众”,为当地海外贸易的恢复创造了一定条件。安南、暹罗等东南亚各国仰慕中华,亦以朝贡形式主动和清朝开展海外贸易。据《合浦县志·纪事》记载,康熙十三年(1674年),“安南国王黎维定遣赔臣入贡”。经清廷允许,安南使者取道廉州,前往北京。这样,安南黎朝主动与清朝友好往来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,因军费开支浩大,康熙皇帝同意开关,认为对市舶抽税,“既可充闽粤兵饷,以免各省份转输之劳”,又对“闽粤边海生民有益”。于是,廉州允许商民与安南等国的海外贸易。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清朝分别于广东澳门、福建漳州、浙江宁波、江南台山,共四处设海关,并且宣布对暹罗、荷兰等国商舶免税,其他来华国家也减税,以示“怀远”。清初,南流江仍是中原出北部湾傍通安南的天然水道。为此,粤海关设廉州口海关抽税。据《廉州府志·海路》(康熙)记载,廉州商船“自郡城西桥下舟,沿海而东”,“则历乾体,南德港、冠头岭、龙潭、武刀、白龙、珠场、陇村、禄村等寨”。商船开往海南岛的儋州,“顺风1日可至”,“二日至琼,正北十日至广州”。另外,“郡东水路自榕根大廉港一日至永安”。“西水路自大潭口半日至大观港,一日至平银渡,正西二日至钦州”。“又自乌雷正南二日至交趾”。“泛海者每遇暴风,则舟飘七八昼夜,至交趾清化府界。如舟不能挽,经南则入占城”。可见,清初廉州航海规模已落后于宋代。当时,“廉俗淳朴,衣无华彩,故贫婆亦负担贸易以为活计”。
    雍正二年(公元1724年),安南国王黎维裪遣陪臣奉表贺雍正皇登位,并贡方物,
清朝赐给御书“日南世祚”四个字。这期间,清朝与越南黎朝保持友好关系,廉州主要与安南、暹罗等东南亚各国有直接海上贸易来往,与西方各国贸易则由澳门中转。出口以瓷器、铁锅、糖、茶、桂皮、桐油、水牛皮、盐、海味和生锡为大宗。进口货主要是呢羽、香料,有时亦进口安南、暹罗大米。清初,廉州主要港口范围,即合浦的三汊港至今北海市的冠头岭,口岸线长达20余公里。据《广东通志》(雍正)卷六十一记载:清朝为了加强对廉州沿海港口的管理,在今北海市区的高德、合浦县的沙岗、西场设分卡抽税。同时,廉州府对来往港口的商船十分注意保护。雍正七年(1792年),“诏沿海守口兵弁救护遭风商船,严禁乘机抢夺”。雍正十二年(1724年),西洋货船1艘,船上男女老少34人,满载货物,前往暹罗贸易,行至廉州海面,遭风击破。廉州府闻讯,立即派水军前往抢救,使其脱险。另外,安南商贾的船只经常因遭台风,漂流至廉州沿海。廉州官府量加抚恤,帮其修理船只,又给路费送回。“令其由江坪洋面一带,就近回国”。嘉庆四年(1799年)和嘉庆八年(1803年),安南的兵船、商船先后共63艘,遭风飘至廉州沿海,当地官府抢救遇灾人员,共2000余名。乾隆二年(公元1737年),清廷册封黎维祎为安南国王,黎谢恩并向清朝贡方物,使两国之间保持友好关系,十分有利于廉州与安南贸易来往。乾隆十二年(1747年),合浦盐田年产熟盐930余万斤。清廷在廉州设“合浦盐务总局”。并允许商贾销售定额外余盐,“准令七折交官,以示奖励”。这样刺激商人的积极性,使在港口的漕盐运量大增。当时,合浦沿海有盐场15处,向用局漕船挽运,大都经过武刀港、白龙港、乌雷港、冠头岭等处。据《廉州府志》(乾隆)卷二十二记载:合浦“所产鱼盐又以转资博白”,由港口上溯南流江可运抵。但是,当时博白属广西,合浦属广东,“唯地隔两省以致私盐充斥”。反映出当时港口除了大规模漕运官盐,还有商人在大量运输私盐。乾隆年间,由廉州沿海漕运海盐主要有四条路线:其一,运往广西太平府(今崇左县一带);其二,运往博白;其三,运往武缘、隆安、新宁州、百色、西隆、西林、凌云、横州等九个州县;其四,与广东雷琼沿海各埠互相转运。当时,廉州官府漕盐的规模很大,“原有商造旅船,专运熟盐,不装别货”。此外,还大量雇请民船和渔船。若遇鱼汛旺季时,捕鱼收入大,渔民“争往采捕,不愿装盐,更需多加水脚”。廉州府甚为重视盐税之利,“候配、稽廷及阻风耽搁,另须补贴”。由上可见,清初廉州漕盐规模比不上明朝兴旺。
    乾隆年间,广东因“山多田少,产谷无多,向籍广西省米以资接济”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从广西运来的粮食供不应求,“粮价亦增,市值频昂”。所以,广东筹酌漕运粮食比他省尤为当务之急。此时,安南、暹罗等国产米颇多,大量出口。
广东便利用自己的对外贸易优势,请求朝廷准许前往安南易米。为了安定民心,乾隆帝特谕令:“商民自有资本,领照赴安南等国运米回粤,崇济民食者,即照闽省商人由暹罗等国运米回闽之例”,酌量奖励。当时,如系运米2000石以上至4000石者,“监生给予吏目职衔,民人给予九品项带”。清王朝实行出资运米可以“封官”的政策,因而刺激了官僚商人抵安南经商运米的积极性。此时,广东沿海所属的潮汕、广州、惠州、雷州、琼州的商船纷纷汇集廉州,前往安南运米。对抵廉州往安南贩米的客商,廉州府实行轻赋薄税的政策。当时,廉州口海关在港口公开告示:“凡江坪等处载米进口,每石只准收银三、四厘”。由于税极低,粤省商人纷纷从安南运米经廉州进口。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,廉州府“定夷米进口税则”。规定凡运米至廉州的商船,“按今载征科之例,每一石米,输税不过二、三厘”。当时的两广总督杨应琚也认为,“明示条例,酌定科征,俾商民咸知遵守,踊跃运济,实于地方民食有益”,同意执行。廉州府制订这项税则,商人贩米经商可获大利,一时“贩夷米云集廉属内地,米价大减”。潮、穗、雷、琼抵北海港的商船亦骤增。南宁、玉林、博白和滇、黔等省的商人也贩运土货抵廉州销售,然后在此购鱼货和舶来品回去,并在此和外地的商人交易。这是清初廉州海上交通和贸易呈现衰落中的一时好景。